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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文集》編者後記  

2014-09-05 12:29:50|  分类: 書香墨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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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文集》編者後記 - Jimmy - 讀書人家

《余英時文集》全新精裝版推出,試圖全面展現余英時先生的史德、史才、史學、史識。這部文集的最早四卷是2004年出版的,第五至第十卷則是2006年出版的,距今已整整七年。現在第十一、十二卷的刊行可以說是承先啟後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余英時語)

 《余英時文集》編者後記 - Jimmy - 讀書人家 《余英時文集》編者後記 - Jimmy - 讀書人家

 
《余英時文集》編者後記 - Jimmy - 讀書人家
 
《余英時文集》編者後記 - Jimmy - 讀書人家 

《余英時文集》全新精裝版的新封面設計曾經有四方案徵求意見稿,大家喜歡哪一個?我全部都不喜歡。所幸最終定案的全新裝幀設計、製作都令我較有好感。至於內容方面,由於余英時先生的立場和一貫敢言作風,這套書在大陸出版一定會有刪削(編輯原則見文集編者後記),不喜者還是別買了。

 

 

《余英時文集》編者後記

 

   《余英時文集》自2004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首次出版發行以來,至此已經結集出版了12卷。在過去近十年中,中國大陸和港臺都以各種形式發表了余英時先生的大量作品。雖然品種豐富多彩,但是全面收集出版余先生著作的出版品,仍然僅此《文集》一部。出版品種繁多,固然為讀者接觸瞭解余先生的學術和思想提供了方便,但是缺乏系統性,且有重複出版的現象。讀者要對余先生的學術有一全面系統的瞭解,《文集》所做的收集整理工作就尤其重要。余先生以八旬高齡仍筆耕不輟,新的著作不斷發表。《文集》編輯自始即採取了開放原則,一面系統收集余先生以前的舊作,一面使新作品不斷集結納入。不同於其他的出版系列或集子,《余英時文集》以全面完整地收集出版余先生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為宗旨,力圖給讀者提供系統閱讀的捷徑,一步到位。

   《余英時文集》用簡體字在大陸出版的過程中,編輯採取的基本原則是集而不選、刪而不改,因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做了細緻的工作。在保持原文基本思想內容完整的前提下,做了文字上的刪減;如果刪減太多以致影響文章結構,則將整篇暫時拿掉。《文集》各卷,將所收文章分門別類按內容主題編排,每卷集結主題相近的文章,相對自成體系。讀者既可全套購買,也可以單本購買閱讀。

   在《文集》第十一、十二卷出版之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同時將原已經出版的十卷改為精裝本,一併重印發行,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求。《文集》第十一、十二卷集結了前十卷未收入的文章以及近來余先生的新作。第十一卷《論學會友》收集余先生所寫序文18篇,以及《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一篇長文。18篇序文主要包括為友人和其他學者的著作所作的序,其中既有老朋友也有未曾謀面的神交之友。余先生對每篇序文的撰寫都十分認真,投入極大的心力。對為之作序的每一本書,必細讀全書以把握作者的整體思路,並進行闡發。這些文章從不同角度展現了余先生的治學風格和學術精神。第十二卷 《國學與中國人文》,大部分收錄了2007年以來有關中國人文研究的發展的文章,包括對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現的國學熱社會化的複雜現象的探討,檢討了國學和中國人文研究的關係,及其發展演變過程和前景,指出中國自有一個源遠流長的人文研究傳統,這一傳統雖在近百年中受過西學的不斷刷新,卻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但國學必須繼續保持它向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開放性……所不同者,西學不應再被視為科學之律令或普世的真理,它將作為參考比較的材料而出現在國學研究的領域。作為參考比較的材料,國學家對於西學則應只嫌其少,不厭其多,這是我個人深信不疑的今天是中國人文研究擺脫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發的時候了

   余英時先生一生勤奮治學,著作等身,用中英文發表了大量的學術和時論文章。以求全為宗旨的《余英時文集》雖然已經出版十二卷,但也僅僅收集了余先生文論的一部分,遠遠沒有達到其目標。今後將有更多新卷不斷出版。在中文卷之後,計畫編輯英文各卷,以饗學界及其他廣大讀者。

   我開始編輯余先生的文集是個很偶然的機會。1997年,我在科羅拉多大學波德校區東亞圖書館工作,和定居波德的劉再複、李澤厚老師兩家經常一起聚會,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當時,余先生的作品雖然在海外包括歐美及除中國大陸以外的亞洲地區已經非常著名,尤其是在臺灣已有幾十種專書出版,但是在中文閱讀人口最集中的中國大陸,余先生的作品卻鮮為人知。當時,在大陸出版的余英時作品總共僅有4種,即《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內在超越之路:余英時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鑒於這種形勢,劉再複老師建議我利用圖書館工作之便,全面收集余先生的著作,用簡體字在大陸出版發行,將余先生的學術和思想系統地介紹給中國大陸的廣大讀者。劉老師並親自給余先生寫信,推薦我。當時,我雖然和余先生還未曾相識,但久仰余先生學識淵博和高尚的品格;雖未有幸做余先生的學生,但是我的博士導師——艾愷教授,在哈佛讀書時,余先生曾是他的博導之一,我也因而從艾老師那裏間接地受到余先生學術思想的一些影響。編輯《余英時文集》對我來說雖然是挑戰,但是充滿吸引力,因為這給我提供一個系統學習余先生學術思想的好機會。所以,我非常興奮,熱切地承擔了此重任。在編輯過程中,常為余先生勤奮著述和謹嚴的治學精神所感動,更為余先生對中國文化的關懷和執著而深受感染。

   我雖然是學歷史的,但是所學專業為近現代史。原本研讀方向是國際關係史,直到博士論文階段才改攻中國史,中國古代史的功底很單薄。加之我所從事的工作是圖書館管理,每天可用以讀史研究的時間相對少之又少。編輯《余英時文集》實際上我是不夠資格的。余先生身為世界著名史學大師,學貫中西、會通古今,但是對我這個不夠格的編輯卻十分尊重,給予慷慨的信任和支持。

   在《余英時文集》出版十周年將到之際,我要首先衷心感謝余先生的信任和支持。並感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何林夏社長,這十年來對《文集》的編輯出版的遠見卓識以及所做的大量工作,《文集》最初的設計他都給予了很好的建議,並在有些出版社掂量得失的時候,毅然上馬這項意義深遠的大工程。我還要感謝出版社的雷回興女士和幾位責編,如現已調離廣西師大出版社的吳曉妮,以及現任責編李琳和虞勁松等。感謝他們默契的合作和辛勞的工作,使《文集》順利付梓,在國內外廣泛發行。


沈志佳 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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