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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文集》作者自序(三篇)  

2014-09-05 16:10:31|  分类: 書香墨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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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文集》作者自序(三篇) - Jimmy - 讀書人家


以文化大同之信念、以會通中西之智慧審視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古老的中國文化將如何面對挑戰,自我調整、自我轉化,漫漫長路走來,余英時先生說,現在又到重新出發的時候了!

余英時,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于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現居美國。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朱熹的歷史世界》、《方以智晚節考》等。200611月,余英時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6月,余英時獲得唐獎第一屆漢學獎。

 

 《余英時文集》作者自序(三篇) - Jimmy - 讀書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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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文集》作者自序(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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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余英時文集》第十一、十二兩卷即將面世,這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和友人沈志佳博士通力合作的最新成果,讓我首先表達最誠摯的感謝。但是我必須趕緊補充一句,對於志佳而言,這“感謝”二字是絕對不夠用的。像前十卷一樣,從集結到編定,她為這兩卷文集做了無數勞心而又勞力的細緻工作,她在《編者後記》中已透露此中消息。

  最使我感動不安的,志佳自己的職務一向很繁重,接掌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館務以後,更是如此。但是十幾年來,她竟在繁忙的專業之外,硬擠出時間來,先後為我編出了十二冊文集。由於志佳和我是史學界的同行,她編我的文集無論是主題的選擇、分類,或系年等方面,都井然有序。因此我的作品才能夠以系統性的面貌呈現于讀者之前。得到這樣一位富於“理解之同情”的編者,我當然感到十分欣幸,但每一念及她的辛苦和犧牲,則又不勝其惶悚。

  《文集》第十一、十二兩卷的重點各有不同,《編者後記》已予指出,這裏不必重複。這部文集的最早四卷是2004年出版的,十卷本(第五至第十卷)則是2006年出版的,距今已整整七年。現在第十一、十二卷的刊行可以說是承先啟後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此中原因並不難尋找:志佳一直在收集我最近七年來的新作;她將這些新作和以前未收但性質相近的舊作聚攏在一起,新的文集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志佳告訴我:她對於第十二卷以下已有初步構想,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拭目以待。

  這部文集所涉及的範圍很廣,論題繁多,初看似有氾濫無歸之勢。因此我想簡單地概括一下我的治學宗旨,以供新一代讀者參考。

  上接五四以來的文化爭議,我採取了下麵的假定:我承認人類文化大同小異。因為“大同”所以不同文化之間可以相通,不僅在物質層面,而且在精神層面也可以相通。但因為“小異”,所以每一文化又各有其特色。文化特色複和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越高,則特色也越顯著,目前討論得很熱烈的古代“軸心文明”(AxialCivilizations)便是最有代表性的史例。在這一假定之下,我的歷史研究自始即以探求中國的文化特色為最後歸宿。由於文化特色無所不在,不是僅從思想或哲學一端所能掌握得住,因此我在思想之外,還要從政治、社會、經濟等各方面去查看這一特色是如何體現的。但我並不把各部門完全分開討論,而是從整體的(holistic)觀點查其互相之間的關聯與會通,因為文化特色往往在此關聯與會通之處顯現。

  又由於文化特色並非一成不變之物,而必然在歷史流程中逐步演變,因此我的研究也不能限於任何一個時代。大體上說,我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發生重大變化的時代,如春秋戰國之際、漢晉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

  上面提到,我對於中國文化特色的探求直接導源於五四以來的文化爭論。這就是說,如多數現代的中國學人一樣,我的文化關懷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戰下,中國文化究竟應該怎樣自我調整和自我轉化,然後才能達到陳寅恪先生所嚮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我深信文化之“大同”,因此對五四宣導的“科學”和“民主”兩大普世價值始終抱著坦然接受的態度,至今未變。但是對於很多五四知識人一方面將“科學”推至“科學主義”(scientism)的極端,另一方面又將清末以來“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若神聖”(鄧實[1877-1951]語)的態度發展到頂峰,則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所以追溯到最後,我試圖在傳統的方方面面發掘中國文化的特色,除了歷史求真之外,同時也希望脫出上述兩種偏頗,而尋求一條比較順適的中西文化會通之道。

  相應與這一文化關懷,我的閱讀和思考範圍往往不能不越出我的教研專業,即19世紀以前的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為了突出中國的文化特色,我有時也必須引西方文化為參照系,因為文化特色只有在互相比較中才能清晰地顯現出來。為了展示中國傳統的現代轉化及其所經歷的種種危機,我甚至不能不把我的史學研究擴展到20世紀。

  以上概括只是提醒讀者,我的文集雖不是有計劃、有系統的一氣呵成之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預設(assumptions)、中心觀念和價值關懷,可以把一部分散篇文字有機地聯繫起來,包括第十一、十二兩卷的文字在內。有心的讀者試一披尋,當可自得之。

  余英時20131027於普林斯頓

 

  原序一

  這部《文集》是沈志佳博士費心費力編成的。她近幾年來搜集了我所有的中文論著,分門別類,重新編排。這裏所集四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熱心印行這四卷《文集》,先後也很費周章。我必須在這裏表示誠摯的感謝。

  這四卷《文集》大體上都是關於中國史學、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論文,但也有幾篇是討論西方歷史與文化的。寫作的時間上起20世紀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這半個世紀中,我自己的知識和思想都有很多的變化和進展。如果我以今天的理解重寫這些論文,它們當然會呈現不同的面貌。但無論是重寫或徹底修改,在事實上都是不可能的,我只好讓舊作新刊,以存其真。王國維雲:“人生過處唯存悔,知識增時只益疑。”可見這是一切治學之士的共同感受,我也唯有借這兩句詩來自解了。

  1901年梁啟超寫《中國史敘論》,在第八節“時代之區分”中首先提出中國史應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統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很明顯的,通過當時日本史學界關於“東洋史”的研究,他已接受了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人對歐洲史的分期模式。梁氏這篇論文是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開山之作,和他第二年(1902)的《新史學》一文同樣重要。就他所提出的“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和“世界之中國”三個基本概念而言,他確實拓開了中國史研究的眼界,其貢獻是很大的,但就其所援引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分期而言,他卻在無意中把“西方中心論”帶進了中國史研究的領域。歐洲史分期論和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合流,使許多中國新史家都相信西方史的發展形態具有普世的意義。以西方史為典型,中國史直到清末都未脫出“中古史時代”,幾乎成為20世紀中國新史家的共同信仰。

  20世紀30年代馮友蘭寫《中國哲學史》便明白承認:“直至最近,中國無論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時代。”(見第二編第一章)但是我自始即不能接受“西方中心論”這一武斷的預設。在廣泛閱讀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後,我越來越不能相信西方是“典型”,必須成為中國史各階段分期的絕對準則。現代中、西之異主要是兩個文明體系之異,不能簡單地化約為“中古”與“近代”之別。在中國史研究中,參照其他異質文化(如西方)的歷史經驗,這是極其健康的開放態度,可以避免掉進自我封閉的陷阱。所以我強調比較觀點的重要性。但是我十分不贊成“削足適履”式的比附,因為這將必然導致對於中國史的全面歪曲。1877年馬克思在《答米開洛夫斯基書》中堅決反對有人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論斷變作一種歷史通則,應用于俄國史的研究上面。這一強烈抗議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這四卷《文集》所收的史學論著,雖然寫作的時間有遲有早,大體上都是從上述的立場出發的。我誠懇地盼望得到讀者的指正。

  余英時2004321

 

  原序二

  《余英時文集》一至四卷在2004年刊行以後,沈志佳博士又繼續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擇其可以與大陸讀者見面的,編成第五至第十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不辭煩難,在條件允許的範圍之內,續刊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業的精神是令人感動的。讓我再一次對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誠摯的感謝。

  我的專業是歷史學研究,所以這六卷所收的論文仍然貫穿著史學的觀點。但是就所涉及的範圍而言,這六卷則比前四卷要廣闊得多。整體地說,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國文化傳統怎樣在西方現代文化挑戰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現代身份(modernidentity),一直是重點之一。這當然是清末,特別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共同問題,然而始終得不到明確的答案。我也不過是千千萬萬尋找答案者之一而已,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尋找的印跡。

  後六卷與前四卷一樣,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發表過的新稿(討論錢謙益的“詩史”觀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則是我在香港新亞書院求學時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這裏只想對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響,雖然已決定投入中國史的專業,但對於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樣抱著濃厚的興趣。我當時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歷史公式,更不承認西方史的階段劃分可以為中國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歷史與思想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參照系統,使我更易於在比較的觀點下探索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特性。同時,對於五四時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價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權等,我也抱著肯定的態度。這些價值,當時也被公認為普世性的,1948年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便是明證。基於這一認識,我在1950年至1955年這幾年間,曾努力閱讀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這一心態下寫成的。

  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學習的紀錄,久已置於高閣。但1983年,在臺北友人一再鼓勵之下,我覺得盛情難卻,曾由漢新出版社重印過一次。沈志佳博士這次提議將它們收入《文集》,我本來是很猶豫的。但是她認為這些“少作”畢竟代表了我寫作生涯中的一個階段,從《文集》編輯的角度說,仍是一個不宜缺少的環節。我終於接受了她的判斷。這次印行,我自己並沒有時間做任何修訂。不過出版社方面根據既定的編輯原則,曾作了一些必要的處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僅僅減少了一些文句而無所增改。我很感謝出版社的苦心與好意。對於西方史的參照功能和起源於西方但已成為普世性的現代價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這也是我讓這些“少作”再度刊佈的唯一理由。

  余英時2006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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