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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要籍選刊·阮刻周易兼義》  

2015-05-22 23:54:34|  分类: 書香墨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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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要籍選刊·周易兼義》 - 蘊真閣主人 - 讀書人家

《十三經注疏》是中國古文獻的基礎典籍,《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等五經注疏是其核心組成部分。在五經注疏的各種版本中,清阮元刻本體例較為完備,影響亦較為深遠(至今仍為學界通行本)。《十三經注疏》在中國古文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從未出版過單面影印、適合閱讀的本子,本書的刊行能較好地彌補這一缺憾,能有效地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與研習。阮刻《十三經注疏》的問世,結束了從明末到清中期風行海內200年的明北監本和汲古閣本《注疏》雙峰並列的局面,從而開啟了阮刻《注疏》單峰獨行的新天地。

 
《四部要籍選刊·周易兼義》 - 蘊真閣主人 - 讀書人家

嘉慶初年,阮元巡撫浙江,建詁經精舍,收集了當時以他的能力和條件能夠找到的諸多經籍文本、校本。鳩合了段玉裁、李銳、徐養原、顧廣圻、臧庸、洪震煊、嚴傑、孫同元等學者對《十三經注疏》進行校勘,並在嘉慶十三年刊刻出版了《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附《釋文校勘記》二十六卷。阮元對《十三經注疏》進行校勘的主要目的就是為重刊新的《十三經注疏》做準備,因為一些意外的事情,這件事一直拖延到嘉慶二十年段玉裁去世阮元才在江西巡撫任上開始刊刻,通過十九個月的努力,這部一百八十冊的新《注疏》文本終於問世,不過這時阮元也早就調任河南了。江西府學刊刻的這套《十三經注疏》每卷之後即附有阮元主持編撰的《校勘記》,由盧宣旬對原本《校勘記》進行摘錄後附在《注疏》後面,並且改動和增加了部分《校勘記》,所以和單行本頗有出入。

 
《四部要籍選刊·周易兼義》 - 蘊真閣主人 - 讀書人家

阮刻《注疏》刊行以後,因為他是經過整理的文本,且附有《校勘記》,所以一開始便受到關注和歡迎,以致道光、同治以來遞有翻刻,這些翻刻本改正了初刻本的一些錯誤,但也有些改錯了。初刻本在葉德輝的時代就已經難得一見了,他也因能購買到阮刻的初印本而感到興奮。

 
《四部要籍選刊·周易兼義》 - 蘊真閣主人 - 讀書人家

嘉慶以降的學者們無不受到阮刻《注疏》的影響,這些學者的著述引文也多以阮刻《注疏》為本。學者們校勘經籍也都用阮刻作為參照,即使宋元舊本逐漸普及的今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阮刻的諸多問題,但阮刻的的社會性這一優點卻是宋元珍本所無法替代的,從她問世到今天這近200年的時間裏已經融入到讀書人的生活當中,不可分割,阮刻是最接「地氣」的《十三經注疏》文本,因為積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所負載的不光是傳播《十三經注疏》本身而已了。她總是在特定的範圍內發揮著顯赫的作用,作為現實傳播經學的載體——版本,是《十三經注疏》的版本流傳中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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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影印阮刻周易兼義序
 
 蔣鵬翔
 
《周易兼義》九卷《周易音義》一卷,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之一。
本書卷端所附《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録》第一條名為『周易正義』,內封則稱『重刊宋本周易注疏』,正文首葉首行又題為『周易兼義』,未能劃一。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一對此作了解釋:『按兼義字乃合刻注疏者所加,取兼并正義之意也。蓋其始注疏無合一之本,南北宋之間以疏附於經注者謂之某經兼義,至其後則直謂之某經注疏,此變易之漸也。』可知兼義、注疏含義大致相同,卷端題作『兼義』,只是遵循全書體例,保存底本舊貌而已。
《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的底本都源自阮元舊藏,校勘、付梓工作亦由其主持,故阮氏實為《注疏》成書過程中的核心人物,並非以位高權重徒領虛銜,但在十三經中,只有《周易兼義》由其本人出資刊板(本書各卷末署『太子少保江西巡撫阮元刊』,他經卷末皆署各地官紳或南昌府學之名)。《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計一萬一千八百一十葉,刻板歷時卻不過十有九月,工程之大,工期之短,非群策群力不能完成,所以阮元先親自出資刊刻夙稱『群經之首』的《周易兼義》,一方面藉之確立整套《注疏》的行款字體、體例版式,作為他經刊刻的模板,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過《周易兼義》的刊刻,發揮其身份的影響力,號召更多官紳參與到《注疏》的出版工作中來。這種團隊配合的運作模式實現了在較短時間內刻成規模龐大的《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的目標,卻也留下了文本水準參差不齊的隱患,正如阮福所言『此書尚未刻校完竣,家大人(阮元)即奉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 團隊合作產出的學術成果,注定存在速度與態度、體量與質量之間的矛盾,阮刻《注疏》也不例外,但這個問題已超出本文的討論範圍,姑置不論,筆者想要強調的是,即使用今天的評判標準來衡量,阮刻《注疏》依然是一部嚴謹規範、值得尊敬的經典叢書,所以我們決定以樸實宜讀的形制,將其影印出版,呈於讀者面前。
《周易兼義》所附校勘記以前此成書之《周易注疏校勘記》為藍本,後者(嘉慶間阮氏文選樓刻本)卷端題『阮元恭撰』,各卷卷末署『李銳校字』,然而核其情實,當時真正承擔具體校勘工作的主角應是李銳。
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序》:『元於周易注疏舊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本、經注疏合本,讎校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之為書。』
段玉裁《十三經注疏併釋文校勘記序》:『臣玉裁竊見臣阮元……近年巡撫浙中,復取在館時奉敕校石經《儀禮》之例,衡之群經,又廣搜江東故家所儲各善本,集諸名士,授簡詁經精舍,令詳其異同,抄撮會萃之,而以官事之暇,篝燈然燭,定其是非。』
張鑑《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一嘉慶三年條轉引《瀛舟筆談》:『至於《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經籍籑詁》、《疇人傳》、《金石志》等書,篇帙浩繁,皆自起凡例,擇友人弟子分任之,而親加朱墨,改訂甚多。』
李銳,字尚之,一字四香,江蘇元和人,生於清乾隆三十三年,卒於嘉慶二十二年,生平詳見嚴敦傑《李尚之年譜》(譜載梅榮照主編《明清數學史論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
李氏師從錢大昕,受算學,與焦循、凌廷堪相契,號『談天三友』,又與張敦仁、汪萊、李潢交好,與顧千里亦有往來,故其學問篤實,嫻於校勘,尤精曆算,所著《周易虞氏略例》及《李氏遺書十一種》,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在阮元延請校勘《十三經注疏》的七位學者中,只有李銳與臧庸分別負責三種經書,李銳校《周易》、《榖梁》、《孟子》,臧庸校《周禮》、《公羊》、《爾雅》,其餘五人各校一至兩種。阮元撰《李尚之傳》(文載《揅經室二集》卷四)中又稱『元昔在浙,延君至西湖,校《禮記正義》』,則雖然《禮記注疏校勘記序》只提到請臨海生員洪震煊校勘,李銳實亦參與其中,足見阮元對李銳經學、校勘學之造詣特別賞識且信賴。
阮刻《周易兼義》的底本是阮元家藏的『宋刻十行本』,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周易兼義』條亦無異議,認為阮刻底本與自藏十行本同屬宋刻,且『阮本多修版,其誤皆由明人臆改,是本(瞿藏本)修版較少,多可藉以是正。』實際上阮本與瞿本都只是元代翻刻宋十行本。此問題在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第六章『建陽坊刻十行注疏本及其他宋刻注疏本』中已有詳盡探討,茲不贅述,但關於阮刻《周易兼義》文本之優劣,還需再作檢討。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周易兼義』條云『阮氏《校勘記》、南昌府學重刊宋本皆據是書,方盛行於世。顧以是本核之,頗多不同。其不同者,是本往往與家藏宋單注本、宋八行注疏本及《校勘記》所引岳本、錢本、宋本合,阮本多誤同閩、監、毛本。』於是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宋監本周易正義跋』進一步提出『阮氏校刻《十三經注疏》,論者以《易經》為最劣,瞿氏《書目》嘗深訾之。緣其所據為十行《兼義》本,書屬晚印,補版已多,訛奪在所難免。』
瞿、傅都是書林巨眼,經其品評,不啻定讞,且瞿《目》『周易兼義』條後又附以阮刻本與家藏本對勘之校記,言之鑿鑿,似更無可置喙,然而筆者於此猶存疑問:阮元設局校勘注疏,《周易》用唐石經、岳本(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相臺五經》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引之古本、足利本、宋本、錢遵王校本、盧文弨傳校明錢保孫校本、十行本(元刻明修十行本)、閩本(明嘉靖李元陽刻本)、監本(明萬曆十四年北京國子監刻本)、毛本(明崇禎四年毛氏汲古閣刻本)為校本,雖限於條件,不免遺珠(當時校者未見宋刻遞修單疏本《周易正義》、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八行本《周易注疏》,最為深憾),已可謂極堅實之文獻基礎,此其一也;校勘人李銳,自撰《周易虞氏略例》,所交摯友焦循亦『清儒最善言《易》者』(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十四節語),可知尚之易學功底、識見俱非泛泛,其人又精於曆算(《清代學術概論》第十五節云:清康熙以後『經學家十九兼治天算』,尤專門者,首列李銳之名),則心思當極縝密專注,延請此縝密專注之易學專家校勘《周易》,所得必有足稱者,此其二也;《周易兼義》為《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第一種,主事者阮元親自出資付梓督印,以為諸經模板,故工匠刊板必謹慎認真,不敢輕忽,此其三也。合此三長,居然刻出《十三經注疏》中『論者以為最劣』的《周易》,實在不合情理,姑以乾卦為例,覆核阮刻原書,檢驗舊說當否。
瞿《目》所附校記中,乾卦共出注十條:
一、九五注:非飛如何。瞿校:『如』不作『而』。
翔按:阮刻正文此句作『非飛而何』,卷末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而作如』。
二、上九疏:天而極盛。瞿校:『天』不誤『大』。
翔按:阮刻正文此句作『大而極盛』,卷末未出校。
三、大象疏:乾是用名。瞿校:『是』不誤『則』。
翔按:阮刻正文此句作『乾則用名』,卷末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錢本則作是』。
四、象傳注:反覆皆道也。瞿校:『覆』不作『復』。鈔錢本、重刊本同。
翔按:阮刻正文此句作『反覆皆道也』,并不作『復』,嘉慶本、道光本皆然,未知瞿校何指。
五、退則潛處在淵。瞿校:『則』不誤『在』。
翔按:阮刻正文此句作『退在潛處在淵』,卷末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宋本上在作則』。
六、文言九三節注:解怠則曠。瞿校:『解』不作『懈』。又疏『注處事之極至解怠則曠』,瞿校:『解』亦不作『懈』。重刊本同。
翔按:阮刻正文九三節注作『懈怠則曠』,卷末校勘記云『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解怠。按古多以解為懈』。『注處事之極至解怠則曠』一句與瞿藏本同。
七、九四節疏:猶依群眾而行。瞿校:『依』不誤『非』。
翔按:阮刻正文此句作『猶非群眾而行』。卷末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非作依,是也』。
八、上九節疏:聖人設誡。瞿校:『誡』不作『戒』。
翔按:阮刻正文此句作『聖人設戒』。卷末校勘記未出校。
九、乾元者節疏:初末雖無正位。瞿校:『末』不作『上』。
翔按:阮刻正文此句作『初上雖无正位』。卷末校勘記未出校。
十、君子以成節疏:下文即云。瞿校:『文』不誤『又』。
翔按:阮刻正文此句作『下又即云』。卷末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宋本又作文』。
瞿氏標出的這十條異文,九條與阮刻相合,其中六條已見於阮刻所附校勘記,只有三條失校。除瞿氏所校六條異文外,乾卦之阮刻校勘記另出校七十二條,其詳備周全,勝於舊本。這說明了兩個問題:一、阮刻《周易兼義》的正文刊刻確如阮元所言『今重刻宋板,几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貫徹了保存底本原貌的準則;二、用校勘記配合阮刻正文對讀,足以使讀者所見文本的正確性與規範性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存真與求善之間的相對平衡,是阮刻得以超越此前各本的關鍵所在,也是爲何在宋槧書影人人可見的今天,阮刻仍有影印研讀價值的主因。
據一卦而論全書,或笑我管中窺豹,喬衍琯先生曾用宋刻單疏本《周易正義》通校阮刻,撰成《跋宋監本周易正義》(文載《周易研究論文集》第三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言皆有徵,堪稱篤論,今抄錄其要旨如左。
單疏本與阮刻本有出入處,竟逾千條,為量不可謂少。然試加分析,有一字異體者:如『无』之與『無』、『证』之與『證』、『礼』之與『禮』。按宋人刻書,於一書之內異體字往往互用,即以宋刊單疏本本書而論,亦復如此。
字可通用者:如『已』之與『以』、『暮』之與『莫』、『大』之與『太』。
字之形近音近易訛而亦易辨者,而以單疏本訛誤為多。
句尾虛字之增減:以『也』字為多。唐人抄書,宋人刻書,不僅於注疏隨意增刪,即本文亦不免如此。……而群經疏文尤甚,大抵與字數之奇偶有關,藉以整齊行款,無何義例可言。
衍文脫字而於文義無損者。
以上五項約占此千餘條中三分之二。其餘與阮刻本有異,而已見阮氏所據校諸本,為《校勘記》引述者,又可三分之二,而其中與阮氏所引宋本及毛本相合者尤多,從可知此二本之底本與單疏本較近。
論者咸以阮氏《校勘記》以《周易》最為疏略,然取單疏本校阮刻本,出入雖多,然其為《校勘記》所未及而與經義文義有關者,不盈百條。
上述材料足以廓清前人題跋中的誇張不實之處,使我們對阮刻《周易兼義》的文本優劣有一較真切的認識。雖然其校勘底本所用的參校本中,缺失了宋刻遞修單疏本、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八行注疏合刊本等重要版本,但在明晰合理的體例、專攻術業的校勘者和足夠豐富的文獻基礎這三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阮刻《周易兼義》與此前版本相比,其整體質量已呈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進步。包括《周易兼義》在內的《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不僅是刻本時代正經注疏合刊的集大成者,也足以代表清人校勘整理出版經典古籍的水平。
關於古書之校勘,最後還想贅言兩句。喬衍琯先生《跋宋監本周易正義》云:『昔日余讀群經注疏,輒并《校勘記》一併讀之,深服其嚴於去取,語多精核。又多引浦鏜《十三經正字》、盧文弨校語,去蕪存精,讀之無枯燥煩厭之感。加藤氏博採群書,鄭重校勘,勒成一帙(此指加藤虎之亮撰《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誠有助於治經者之參考,然卷帙過巨,珠沙並存,不便閱讀,終不足以廢阮氏書』。由於文獻傳播技術的進步,古之高官巨室也難以獲睹的宋元舊槧、名家稿鈔,現在幾乎人人都能方便地見到其全文書影。對於古典文獻的整理研究者來說,當前校勘工作中真正最為欠缺的,似乎是整理者的時間和學養,而不是可供利用的校本數量。然而民國以後關於經書的校理並未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新近出版的幾種單經注疏的整體水準仍與成書近兩百年的阮刻注疏有明顯差距,這當然不是因為我們能見到的古籍善本少於阮元,恰恰相反,更讓人苦惱的恐怕是『書太多了』。因為不同版本的易於獲取,現在的整理者往往樂於將數量龐大的異文簡單地羅列於正文之後,以彰顯其用功之深,卷帙之巨,但這種校勘並無技術含量可言,對讀者來說費時多而獲益少,也有悖于我國古典校讎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秀傳統。阮刻注疏並非符合現代學術規範的古籍整理成果,但其出版之經過卻很值得今人反思、借鑑。阮刻注疏的原則,大約有四:一、製定簡要合理的編撰體例,無論是底本式還是定本式校勘,都應對成書之背景、整理之目的、作者所見書之時間座標等一系列理論範疇有清醒的認識;二、梳理所用各種版本之間的源流關係,明其先後,嚴於去取,力戒炫博、尚奇、佞古之病,不可為校勘而校勘,將不同時代、不同載體的文獻混為一談;三、校勘者不僅應對整理對象有專精之研究,更應在其所屬大學科內具有相當程度的通識,非如此不足與言底本、立說之是非;四、主事者應淡化整理工作的功利性,至少保持足夠的耐心。這四項原則在阮刻注疏中已得到不同程度的踐行,但仍未臻於完善,所以在此方向上繼續推進古籍整理事業的責任,還是需靠我輩來承擔。
陳正宏老師曾說:『書比人長壽,所以對古書不僅要愛之,更應敬之。』我們所以致力於影印事業,也是出於對古書的敬愛之心。謝謝各位師長、友人對《四部要籍選刊》出版計劃的關心與支持,這條道路註定不會平坦,但我們將繼續努力前行。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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